作为同新中国一同成长,在外交部工作了近40年的一名退休干部,回顾共和国和外交部所走过的发展历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和前辈同仁的辉煌成就,想说的话自然很多。但首先浮现在眼前的是自己步入外交这个门槛后,哑哑学语、蹒跚迈步的那种情景,宛如长大了的孩子,对养育自己的母亲始终心存感激和眷恋之情。

那是1963年国庆节前夕。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后,我持介绍信从外交学院赶到位于东四的对外文委大楼,从对外文委的库房借了接待外宾的必备行头:一套中山装,一件白衬衫,一双黑皮鞋,外加一只皮箱。这些衣物虽然有些旧,但对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却已显得相当高级。

接待对象是来自马赛地区的法中友协代表团。团长是友协的主席Deshamps先生,团员是友协的司库Coxe先生及其女友。那时,中国和法国尚未建交。西方大国中,只有英国和我们有代办级的关系。马赛友协派团访华,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扩大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在我心中,这次任务光荣而艰巨,兴奋伴随着忐忑不安就蹒跚起步了。

友协是民间团体,在北京和地方的参观游览内容多,接触面广。Deshamps先生一行又是典型的法国南方人,热情活泼,健谈直爽。每场活动前,我都要像前去赶考一样作大量细致的准备,熟悉参访的人物、单位和景点,并在脑子里“翻江倒海”,把可能用得上的词汇和用语过上几遍,以便届时能派上用场。碰到未曾学过的,尽量借助字典,字典里查不到时,就利用吃饭或休息时间同外宾聊天,引导他们说出需要的用语,供自己临场借鉴。外宾看见我勤奋好学,也总是伸出热情的手。遇到我因所学有限实在听不懂、译不出时,他们便采取变通办法,给我个台阶,帮我过关。

对外文委西欧司司长温鹏久是接待该团的中方主人。他早年留学德国,对欧洲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和对方交谈时天南地北,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温司长对下属和年轻干部宽厚体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记得他会见Deshamps先生一行时,看见Deshamps先生进来时穿件短大衣,便随口说了句“请宽衣”,这下可蒙住了我。我学过法文的“穿衣”,也学过“脱衣”,并且记得老师讲“脱衣”这个动词时,一再叮嘱使用时要格外小心,因为它的意思是“脱光”,自然在这种场合不能套用。但如何表达出中文里“宽衣”的意思,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词。Coxe先生看出了我的窘境,便给我提词说“sedébarasserde”(摆脱),我立即接了过去,温司长和Deshamps先生皆会意地笑了起来。事后温司长鼓励我要大胆实践,不怕出错,并说学习一门外语,碰到不知道和不会表达的词语,是很自然的事。

通过那次接待,我深感外交学院领导遵照陈毅院长的指示,下决心调整课程设置,增加外语课时比例,强调提高口语和语言运用能力等举措多么正确。我因此而获益匪浅,又通过接待找到了差距,更加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1964年我到驻法国使馆当学习员。抵馆不久,领导上派我随来访的中国天体物理代表团作翻译。代表团成员中有程茂兰、王绶琯等著名天文学家。程茂兰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主持筹建北京天文台并任首任台长。王绶琯先生现为中科院院士。他们为开创中国现代天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际天文学界也有一定影响。天体物理高深莫测,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可说是一片空白,给这些学者作翻译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我仍然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代表团是应法国天文学界邀请,出席上普罗旺斯天文台的年会及学术活动的。与会的许多人是国际天文学方面的知名人士,有的人虽已两鬓染霜,但精神矍铄,在探索宇宙奥秘和未知方面仍孜孜以求,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进取精神。在上普罗旺斯天文台逗留的一周内,除了组织参观过日中峰(PiqueduMidi)外,其余活动全是业务交流。安排参观日中峰,也是因为著名的南部天文台就坐落在日中峰上。参观本身也是一项学术观摩活动。

人们戏称天文学家是“数星星的人”。他们毕生致力于天体物理,长年与天象、天体打交道,希图有所发现或突破。但不少人穷其一生,也只能在浩瀚的宇宙中观测其极小极小的一部份,积累若干数据,以便为后来者提供继续观测的平台,使这项工作得以延续而不致中断。有一位法国天文学家,当时已70岁,据说其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天文台度过的。每年一到观测时间,他便移师观测台,叠床架屋,聚精会神地守候起自己的观测对象。有些科学家夫妇二人都搞天文学,苍穹简直就像是他们的家,而漂流其间的一颗颗星星仿佛就是他们的儿女,牵扯得他们专心守候而无旁骛。

置身于这些科学家之中,和他们朝夕相处,固然使我学到不少天文知识,法语也有明显的长进,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矢志为科学和人类进步事业献身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使我的心灵得到一次升华。须知,在天文学领域,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知识渊博而贡献良多,却表现得那样谦逊、从容和淡定。同他们相比,自己显得多么渺小和无知。和天文学家的这次接触极大地启迪和激发了我,就是今天回忆起他们来仍不免心潮澎湃,不胜感激。

1967年,我曾被借调国防部,随同援助柬埔寨的军事专家组在那里工作大半年时间。专家组主要由中国人民空军系统选派,有飞行员、教练员、机械师、地勤和行政管理人员。任务是负责组装、调试由中方提供的一批歼击机。专家组每天要在金边住所与波成东机场之间往返。组装调试阶段,机械师们要将成千上万个零部件一一分拣、组装,工作繁杂细致,不能有丝毫马虎。飞机组装完毕,空勤、地勤人员便同时忙碌起来,为试飞作好准备。试飞是项技术含量高,不容有丝毫闪失的艰巨任务。对我个人来说,法语方面也要做认真仔细的准备,以便为专家与柬方人员的沟通提供便利。

6、7月的金边骄阳似火,波成东机场的停机坪上热浪翻滚。空勤人员为调试、检查各种仪表和设施,钻进机体,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工作服湿透了,汗水从袖口和裤腿滴答下来。空气炙热难耐,他们只好忍着,直到工作结束,回到驻地才能痛痛快快地冲个澡。

尽管试飞的任务不在我们肩上,但我们同样替飞行员捏一把汗。我的心情甚至比他们还要紧张,因为心里没有底。那批飞行员中,中年的飞行时间大都超过两千小时;年轻一些的,也有近千小时的飞行记录。真是艺高人胆大。明知第二天要试飞,他们照样有说有笑,吃得下,睡得着,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我和柬文翻译同事的任务是同机场调度与指挥塔联系,准确地传达各种口令,以保障试飞顺利完成。很显然,这时翻译的准确无误也非常关键。记得集中试飞和表演那天,我们和专家组人员早早来到波成东机场,飞行员、地空勤人员各就各位,我们翻译人员也各司其职,迎候那庄严时刻的来临。看到飞行员个个英姿勃发,领受任务后健步登上战机,像雄鹰一样振臂展翅时,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我默默地祝福每一位飞行员,祝愿他们试飞成功,以便为半年来大家的辛勤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事实证明,我们的飞行员不愧是久经考验的英雄。他们架着自己的战机,滑行,升空,拉升,旋转,俯冲,动作是那样娴熟,姿态又是那么完美,编队飞行也配合得十分和谐默契。

也许在今天看起来,以上三项任务不过是“被拉差”,没有什么显赫的荣光,但它折射出40多年前我国外交工作的部分状况。那时,我国的对外关系远未打开,许多部门的对外工作尚处初创阶段,缺乏外语专门人才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为像我这样初涉外交和翻译工作的青年提供了宝贵的实习和锻炼机会,为我蹒跚学步和奠定外交工作的基础起到历史性作用。因此,我对当年赐予我这些机会的领导始终心存感激。今天,我国外交工作的广度和深度较之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各部门外语人才辈出,各行业的对外工作也已十分健全。但我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经受各方面的磨练,青年时代接触面多些、广些、杂些,对日后的成长进步总会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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